1938年9月，在河南商城南部的富金山，国民革命军第71军第36师接到命令，前往此地部署防线。正值武汉会战的关键时刻，这支受过德式训练、装备较好的部队被派往大别山北麓构筑防御。富金山虽然海拔仅三百多米，地势不算巍峨，但因其战略位置极为重要，连接着史河与潢川、固始，东南则靠近商城和六安。如果日本军队成功突围，将对武汉外圍造成威胁，形成包围之势。地图上的小山，在战斗中却成为了生与死的交锋场。

当时，武汉三镇面临着来自多个方向的日军攻击。随着日军第2军沿平汉线南下，第13师团等部队向大别山北侧逼近，富金山的失守意味着日军可以进一步侵占信阳和潢川，压迫国军的侧翼防线，迫使武汉的防御形势进一步收缩。国军第71军军长宋希濂明确指示：必须坚守富金山，全力抗击日军的进攻。第36师作为精锐部队，训练和装备水准在国军中较高，部分士兵配备了德式步枪、机枪和迫击炮。

然而，所谓的精锐并不能抵挡全部艰难险阻。第36师经历了多次战斗，士兵和装备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耗。尽管在富金山阵地上仓促构筑了防线，但缺乏重炮和充足的弹药供给，加上阵地两侧缺乏坚固的支持，实际情况极为不利。战场上山脊错综复杂，沟壑纵横，一旦部队被切断，增援和通讯都将变得极端困难。

九月初，日军开始跨越史河，进行炮火准备，并不断投入空袭。河岸村庄遭到重创，硝烟四起，使守军难以判断日军的主攻方向。日军士兵借助舟艇、木筏和临时搭建的桥梁渡河，装甲部队紧随其后，守军面临着绝无退路的窘境。一位基层军官曾对战士们说：“山还在，阵地就在；山丢了，后面的路也就断了。”这样的言论并非豪言壮语，而是生存的真实写照。

敌军火力占优，炮兵和空中力量不断轰击阵地，国军只能依靠简陋的工事、机枪火力以及夜间进行反击来弥补劣势。在弹药越来越短缺的情况下，国军士兵不得不在日军逼近时，手握手榴弹与刺刀奋力抵抗。最为惨烈的战斗集中在马蹄岭和翻身岭等外围高地，日军并不急于一举攻占主峰，而是不断寻找侧翼的薄弱点，先攻下低矮的山头，再从多个方向压迫守军的行动空间。

夜间战斗频繁，双方在黑暗中交锋，手榴弹的爆炸声与肉搏声交织。阵地被炮火削平，通讯线路频繁被破坏，命令只能通过通信兵和传令员传递。某次传令员刚返回时，原连队已被炮火打散，再也无法组织防守。令人痛心的是，日军在作战中使用了毒气，由于缺乏足够的防毒面具，很多守军只能用湿布捂住口鼻，毒气随着地形蔓延，造成了窒息和呕吐等症状，进一步削弱了防守能力。

关于毒气带来的具体伤亡数据并无一致的战史记载，无法简单统计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化学武器让本已艰苦的防务变得更加惨烈，伤员往往无法及时获救，医疗资源也捉襟见肘。第36师面临的困境迅速由“能否坚守”转变为“还能存活多少”。虽然有增援 troops 的调动，但难以迅速填补损失。增援部队的装备等级和训练水平尚不如主力，只能承担二线防御，日军因此频繁发动进攻，富金山两侧随时充满危机。

九月中旬时，守军的阵地几乎变得满目疮痍，战壕被轰击破坏，机枪阵地被炸塌，无数士兵连续多日没有得到有效休息，粮食与饮水同样紧张，伤员只能留在简易医疗所内，等待着无从得知的后送。这时，许多人开始询问：“还有多少人能打？”然而得到的往往是一阵沉默。

最终，尽管富金山未能完全被守军保住，日军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对于双方的伤亡数据，各方统计存在差异，特别是日军的伤亡人数难以得出确切的结论。但可以明确的是，日军在富金山一带遭受到了极大的消耗，推进的速度显著减缓。第36师遭受重创，几乎被打散，整个第71军同样损失惨重。对于这一支部队而言，伤亡达到此级别已不仅仅是常规的“战损”，而是战斗力的彻底掏空。富金山的价值不在于是否取得胜利，而在于成功拖延了日军的推进，使之滞留在大别山北麓。虽然武汉在1938年10月失守，但在这之前的几个月，中国军队通过顽强抵抗，为国家争取了战略时间，国民政府和大量资源得以西迁，抗战进入持久作战阶段。战后，那些山上的尸体许多没有留下姓名，当地百姓在荒废的阵地周围发现遗骨和锈蚀的武器，最终只能将无名遗骸集中掩埋。这场战斗所留下的，不仅是“伤亡惨重”的军事报告，更是一个师在弹尽援绝之时，依然坚守阵地多日的令人敬佩的事实。